作者：王晓方
自从他专事写作以来，连发几部力作，特别是长篇小说《庙堂》出版后，一路畅销，名声大噪，顾怀远何许人也？各路媒体像马蜂一样嗡嗡地盯住他不放，终于发现，他曾经给大贪官贾朝轩当过秘书，于是舆论再一次哗然，贪官秘书华丽转身为反腐作家，这本身就是一部长篇小说，他平静的生活由于几部长篇小说而被打破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被媒体推到了风口浪尖，一时间被评论界称为官场小说的代表，俨然成了名副其实的作家。
人们从喧哗和躁动的现实中，是无法看见月亮的另一面的，更何况月亮那惨白的光辉是从太阳那儿偷来的，他不止一次在梦中见过一个孤独的身影，借着微暗之火奋笔疾书，他知道，那就是自己，只是从未觉得那个影像华丽过，倒是寂寞中透着孤独，凄凉中有些孤傲。在他的心目中，文学就是太阳，如今的些许华丽，都是从文学这颗太阳那儿偷来的，正如太阳用他的伟大的吸力偷窃海上的潮水一样。他感激这些许的华丽，因为这里面不仅有他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、有他与众不同的文学天才、有他异于常人的执著与勤奋，更有上天只垂青那些有准备头脑的运气。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运气，因为这运气中凝结着日月精华、炼狱灵魂。
正因为如此，他不愿意停笔，他觉得自己一停下笔，生命就会戛然而止。以作家的身份来说，他不想成为那个公正无私的堂·吉诃德，更不想像简·奥斯丁笔下的诺里斯太太那样，“喜欢靠破费别人来自充大方”，因为他从拿笔写第一部作品起，破费的就是自己炼狱般的内省。为此，他赞赏纳博科夫的说法：“对于一个天才的作家来说，所谓真实生活是不存在的：他必须创造一个真实以及它的必然结果。”纳博科夫一再强调，“小孩子听你读故事的时候会问，这故事是真的吗？如果不是真的，他会缠着要你讲一个真故事。我们读书的时候最好不要采取孩童般的执拗的态度。”“读书时幼稚地把自己同书中人物混为一体，把他们当做生活中的真人，是最坏的读书方法。”“对于一首诗或是一部小说，请不要追究它是否真实。我们不要自欺欺人。”遗憾的是，他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不仅喜欢自欺欺人，更渴望做福楼拜笔下的“布尔乔亚”。以至于他自己都产生了“他是个成功的庸人”的错觉。
在《庙堂》这部长篇小说中，他处心积虑地塑造了一位既诡谲圆滑又精明干练的驻京办主任，叫“丁则”，意思是不盯则不成，一盯则成。这位丁则成曾经是市长秘书，毫无疑问，这位丁则成的原型就是丁能通。应该说丁则成在这部小说中笔墨并不多，但是这位驻京办主任既左右逢源，又内有坚守的性格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当他遭遇那些“自欺欺人”的人苦苦纠缠这部小说中是否是“真人真事”时，他执拗地对媒体说，《庙堂》表现的是人的心灵世界的精妙的微积分，不是社会现实的加减乘除。然而却无济于事。
恰逢清江省昌山市因驻京办资不抵债而低调宣布撤销机构，昌山市的做法立即在社会公众之中引起轩然大波，北京各大媒体更是争相发表评论，一时间驻京办究竟是该撤还是该留，成为专家学者探讨的焦点。他作为深谙官场潜规则的知名作家，自然不会被媒体放过，一连接受了京城几大媒体的专访，接受专访之后，他大有意犹未尽之感，脑海中猛然冒出一个想法，既然社会各界如此关注驻京办，何不以驻京办为题材写一部反映驻京办生活的长篇小说呢？要知道京城虽然有大大小小的驻京办六万多家，可是驻京办的一举一动在人们的心目中却扑朔迷离，一直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，驻京办绝不是普普通通的驻京机构，根本就是鲜为人知的政治平台。在这座政治平台上都上演了什么戏，只有驻京办主任最清楚。对了，这部长篇小说的名字就叫《驻京办主任》，书名刚刚浮现在脑海中，他立即想到了一个人，就是东州市驻京办主任丁能通。
丁能通可是他的老朋友了，当年肖鸿林和贾朝轩主政东州市政府时，他们俩一个是肖鸿林的秘书，一个是贾朝轩的秘书，可以说两个人是脚前脚后当上市长秘书的，本以为当上市长秘书就走上了仕途之的终南捷径，没想到一场始料不及的反腐风暴致使肖鸿林、贾朝轩纷纷落马。案子一查就是两年，丁能通由于提前离开了肖鸿林，鬼使神差地当匕了东州市驻京办主任，尽管受到一些牵连，但终究没有影响到政治前途，因此机关干部私下里都称丁能通是东州官场上的“不倒翁”。
然而在他看来，丁能通更像《鹿鼎记》中的韦小宝。关于这一点在丁能通给肖鸿林当秘书时就已经显现出来，丁能通永远熟悉在官场上什么是应该要的，什么是不应该要的；什么是应该做的，什么是不应该做的；什么是应该说的，什么是不应该说的；什么是做了要加以宣传的，什么是做了要加以隐秘的；什么是大肆宣扬的而不必做的，什么是大肆宣扬了而必须去做的。用金庸先生的话说：“妓院、皇宫两处，更是天下最虚伪、最奸诈的所在。韦小宝浸身于两地之中，其机巧狡黠早已远胜寻常大人。”当市长秘书时，他就时常套用金庸先生的话开丁能通的玩笑：“亦官亦商之驻京办，更是天下最奉迎、最诡道之所在。丁能通浸身其中，其机巧狡黠早已远胜寻常大人。”丁能通听了一笑了之，还断章取义地套用《鹿鼎记》第四十三回和第二十三回的两句自嘲道：“这就叫身作红云常傍日，天生才士定多癖。”
当年丁能通离开肖鸿林执意要去驻京办，其实他是暗中窃笑的，驻京办是个伺候人的地方，官不官、商不商的，好好的局长、区长、县长不当，却要撇家舍业地到驻京办这种三不管的地方当“太监”，脑袋不是被门挤了，就是进水了。他认为，在官场上，驻京办主任是个最无聊、最微不足道、最没意思的角色，再平庸不过了，他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干得津津有味。但是自从贾朝轩到中央党校青干班学习之后，他东州、北京两头飞，一到北京就住在驻京办，整天和丁能通混在一起，他终于发现，原来驻京办竟然是官场上的“世外桃源”。特别是丁能通兼任北京花园董事长之后，他更是艳羡不已。他暗中发现，尽管丁能通只长自己一两岁，却比自己有城府。丁能通本来是肖鸿林的秘书，按理说应该是肖鸿林的心腹，但却深得贾朝轩的赏识，丁能通游走于两个政治对手之间，拿捏得十分有分寸，让他暗中十分钦佩。按理说这个“度”是很难把握的，常言道：“伴君如伴虎”，“失之毫厘，缪以千里”，丁能通竟然能掌握得恰到好处，应付自如。
他发现丁能通很善于揣摩领导的心态，因此应对起来十拿九稳。他记得韩非子曾经感慨地说：“凡说之难，在知所说之心，可以说当之。”不知对方的心，便很难采取恰当的“说”以应付。为了请教丁能通的揣摩术，他曾经特意在东三环的顺峰海鲜酒店请丁能通喝酒，借着酒劲，丁能通还真吐出几句让他心惊肉跳的真言。当时丁能通已经有七分醉意，喷着烟圈，醉眼迷离地说：“怀远，按理说肖市长和贾市长是一对冤家，你我之间各为其主，说不得心里话，但是在秘书圈子里，还就你顾怀远是个可以说心里话的朋友，这两年在驻京办迎来送往地游走于人妖之间，我总结了几条在官场上自保的经验，你听听有没有道理，在官场上最要紧的就是要管住嘴巴，要知道到处都有领导的耳目和眼线，你说的每一句话，领导都可能知道，因此什么时候装傻都是安全的。我的毛病就是太聪明，这一点你比我做得好，你是大智若愚，我他妈的是大愚若智。从肖市长和贾市长的争斗中，可以看出同级的是天然敌人，高出半级最危险。怀远，你心里得有个准备，就肖市长和贾市长这种斗法，早晚两败俱伤。对我们来说，一定要有靠山，但最重要的是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，靠山固然很重要，但比靠山更可靠的是让自己有价值。这就是我选择当驻京办主任，而不是当局长、区长、县长的根本原因。别看驻京办这地方三不管，却是个万花筒啊，这个万花筒比天文望远镜还厉害，可以发现最隐秘的秘密，掌握了这些秘密，我就可以像韦小宝一样将大大小小的小玄子搞定，这就是我自己的价值，有了这个价值，无论东州的天怎么变，我都岿然不动。”
他听到这儿，倒吸一口凉气，试探地问：“能通，像我们这些身不由己的人，再有价值也不可能不站在领导的立场上想问题，像你我无论如何都是老板的人。”
丁能通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怀远，你我虽然都是老板的人，但是千万要记住，老板却不是你我的人，一定要有这份清醒，因此，我们都可以站在领导的立场上想问题，但一定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办事情，这就像一些领导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想事情，却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办事情是一个道弹。在官场上混，你可以不聪明，但不可以不小心，为此，千万不要寻求完美，一定要有缺点，有缺点的下属领导才放心。”
丁能通的一席酒话如醍醐灌顶，让他自叹不如。也正因为丁能通有这份诡谲，才躲过了“肖贾大案”。刚刚案发之时，不少东州机关干部私下里认为，丁能通死定了，但是他却不至于。尽管他和贾朝轩一起最先被中纪委“双规”，许多人却认为他一向谨慎，即使受牵连，也不至于毁了政治前程。案子结束以后，却让许多人大跌眼镜，他低调辞职，不仅牺牲了政治生命，而且丢了公务员的饭碗。倒是丁能通尽管被“双规”，却很快就放出来了，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，最后因生活作风问题免去了市政府副秘书长的职务、留党察看一年，在新任市长夏闻天的力保之下，又皇而堂之地回到驻京办当主任去了。